1、中美最新形成的“金融工作组”与“经济工作组”是中美之间持续改善的体现，叠加雷蒙多访华时已经约定、并进行接触的两国商务部工作组，以及王毅与沙利文在马耳他达成的亚太、海洋、外交磋商三大机制，中美已经形成了财政、金融、商务、外交多个沟通渠道，一定程度上复刻了当年中美友好时期的“战略&经济对话”（2006-2015）。

2、这是今年6月以来美国布林肯、克里、耶伦、雷蒙多等一系列高官访华的最终成果，甚至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克·舒默也希望借势实现访华，为元首最终碰面造势。

3、拜登总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，当然也在回溯这一机制。但现在“战略&经济”还不能两腿走路，谈经济有余、谈战略有限。比起当年的吴副总理 vs 保尔森、王副总理 vs 盖特纳、汪副总理 vs 雅各布·卢这个级别的牵头人，级别依然略低。但实际上副部级+司局级沟通更务实、更高效、更有实际效果，也更符合中美博弈的客观大背景。

4、中美达成了一个新的“平衡点”，由于美国努力推动11月APEC的元首会晤，拜登在各个渠道强调不要刺激中国，尽可能稳住双边关系。而中国领导人一直都以大局为重，若后续不出超预期的意外风波，且美国持续表现出诚意，中方也愿意时隔多年实现领导人访美（不去G20主要是因为东道主印度因素）。

5、现阶段来看，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对华问题上，有明显分歧。中美能不能实质性缓解，还是看关键问题，例如如对华为的态度上。共和党多位高层一口咬定华为绕过了美国制裁，因此想追加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技术管制。但是民主党一方面为了维护美资科技企业在华利益、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拜登“小院高墙”政策的有效性，强调华为没有技术突破，且至今也没有找到其绕过美国制裁的证据。

6、因此我们一直强调，今年下半年的中美关系属于阶段性缓和、或者可以被形容为“中场休息”。到了2024大选年，共和党很可能拿中国牌施压拜登，若拜登希望换取财年预算、弹劾立案等方面的和解，也可能不得不在对华问题上对共和党作出某些让步。因此，中美竞争大格局不会因此而根本性转变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抓住阶段性的缓解期，继续努力推进新型工业化、释放“新质生产力”仍是现阶段的首要工作。